政治逆风、贸易紧张和波动使金融业中许多人对全球市场的未来持谨慎态度。但是，由于私营企业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私募股权公司热切地投资于国内外的良好机会，交易活动仍处于或接近最高水平。

2018 年，作为 Stout 逐步在全球扩大其业务覆盖范围的举措，公司在中国香港、上海和新加坡新设立了办事处。作为亚洲业务扩张的一部分，Stout 还聘请了多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他们拥有跨文化见解视角，能够正确应对这一动态环境。在泛亚地区领导公司的是行业资深人士兼董事总经理 Larry Ma，他位于上海。Larry 领导着一支不断壮大的专家团队，此团队在策略开发、跨境并购咨询服务和中国、亚洲其他区域和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我们采访了 Larry 和几位董事总经理（Bruce Robinson（上海）、Gary Cheng（中国香港）、Victor Tay（新加坡）和 Arthur Lo（新加坡）），就亚洲当前的市场动态、中美贸易紧张局势、跨境并购活动的趋势以及团队在美国的共同生活和大学学习经历展开了坦诚的讨论。

是什么推动亚洲的业务增长，尤其是并购交易量增长？

Larry：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多年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开展了全球化和贸易改革，培养了劳动力，创造了创业精神和创新的文化。

亚洲海外并购交易的驱动因素包括收购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专有技术、收购发达国家的品牌和/或知识产权，以及获取全球市场上的客户和渠道。在亚洲，并购活动受竞争行业的市场整合、业务多元化和业务渗透以及资本市场估值套利推动。西方公司在大规模快速增长的消费品市场和服务领域扩大业务范围并寻找商机，这也推动了入境并购。

Bruce：中国的经济活力，使代表至少 1 亿人的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有能力购买汽车、公寓或者出国旅行。这部分群体的购买力相当大。在过去九年中，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销售量 2,800 万辆，而在美国，汽车销售量约 1,700 万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境旅游消费来源（游客消费 2,580 亿美元，而美国游客消费费用 1,350 亿美元）。

Victor：在东南亚，东盟^[1]国家拥有所有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增长最快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制度，外国直接投资为 2,000 亿美元，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为 1,200 亿美元。这也是由于寻求大众消费的中等收入者数量快速增长和平均年龄为28岁（越南）和23.8岁（菲律宾）的年轻、充满活力的劳动力。

Gary：人口统计学趋势也推动了日本等“超老龄化”国家的医疗保健行业的发展，在日本，25％ 的人口年龄在 65 岁以上。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也紧随其后。制药、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行业的新细分市场正在崛起，为这一不断扩大的老年人群体服务。

当前的政治氛围会如何影响全球交易？

Bruce：从整体涉华并购量在 2018 年下降了 42％ 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战对全球交易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的出境并购流量为 1,050 亿美元，排在第四，落后于美国（2,330 亿美元）、日本（1,840 亿美元）和加拿大（1,160 亿美元）。这是自 2013 年以来日本首次超越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出境并购来源国，尽管主要是凭借一笔大型交易（武田制药收购 Shire）。除贸易紧张局势之外，中国并购放缓也可归因于银行贷款去杠杆化和外币资本流量减少，它们对中国私营部门带来了不利影响。

Larry：尽管在价格和杠杆方面会有更加严格的约束，但中国会继续寻求出境交易，而且重点会放在更有可能获得政府批准的行业。此外，中国已经发布了 2019 年新政策，鼓励专业/消费者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快便可以实现 100％ 由外资投资这些领域。中国甚至鼓励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我们希望中美两国尽快达成贸易协定，同时也希望两国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变为长期合作。

Victor：就中美贸易紧张局势而言，由于东南亚与美中两国建立了贸易关系的公司已成为贸易、转运和进入受贸易壁垒阻碍的市场的战略平台，导致该地区的卖方活动再度变得严谨。新加坡一直积极开展涉华收购活动，作为东盟、美国和欧洲市场的跳板。同样，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也一直在收购东南亚的公司，以便进入中国市场。

Gary：由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医疗保健行业的并购活动已经转向东南亚和印度。例如，在 2018 年，在亚洲完成了 154 笔医疗保健交易，高于 2017 年的 141 笔。这些交易涉及的主要国家包括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Arthur：即使目前中美贸易战已经解决，但由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将争夺领导地位，因此预计这种贸易紧张局势仍会持续。这种持续的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将为能够为美国和亚洲客户提供出色服务的并购公司提供更多并购机会。例如，许多跨国公司和大型中国制造商需要从纯粹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大型工厂转变，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并在东南亚发展制造能力，以便服务于美国市场。

由于许多最初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地区、中国香港、韩国）和东南亚经济体重新调整其经济，将重点放在新兴技术趋势上，这些经济体的许多核心制造公司可能会因为在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期将生产从本国转到中国而规模不足，因此，大型制造商可以找到充足的目标，在他们实现多元化的过程中在这个地区进行整合。在亚洲，这个地区的这类公司估值较低但现金流较高，也就意味着可能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低的价格实现这种整合和多元化。

国家安全问题和担忧会如何影响与美国之间交易的流程，例如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CFIUS] 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FIRRMA]？

Larry：美国对接收外国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外国投资）实施的监管障碍对亚洲的交易流程具有不利影响。许多中国公司担心在此过程的后期被 CFIUS 或 FIRRMA 拒绝，已经放弃考虑美国的并购机会。技术相关行业尤其受到这种想法和美国监管挑战的新现实的影响。

Arthur：基于 Larry 的观点，中国企业无法再在美国获得技术。但是，美国并不是尖端技术的唯一来源。在新加坡，新加坡政府的研发机构 A*Star 正在允许对一些领先行业进行重大研发投资，如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行业、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以及数字经济。其所声明的战略是仅将经验证的技术商业化，为精明买方和投资者提供选择与具有经验证的研发成果的公司合作的机会。

Bruce：许多中国公司越来越不愿意进行美国政府可能会考虑国家安全问题的交易，其中包括在 2018 年 1 月被 CFIUS 拒绝的蚂蚁金服/速汇金交易被拒绝之前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交易。由于速汇金是一家面向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公司，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外国投资的非技术领域或“敏感领域”。

Victor：已经有关于 CFIUS 和 FIRRMA 法规及限制减缓了源于中国的并购交易的讨论。2019 年，并购交易已经在复苏和变得稳定。包括电子支付、电子钱包、比特币以及连接纽约、伦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市场的区块链在内的新兴行业出现了更具创造力、速度更快的收购交易。在东南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率先提供了一个测试新市场的沙盒，吸引了一个新的投资者和收购群体。

亚洲的哪些行业值得关注？

Victor：亚洲的四个细分市场呈现出上升趋势：黄金细分市场（人口增长）、白银细分市场（人口老龄化）、绿色细分市场（环保）和智能细分市场（技术）。黄金细分市场是指人口快速增长和采购潜力不断增加的城市。随着食品、电子商务和农业这三个方面的消费的增加，城市群也逐渐形成了巨型城市区（例如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他们认为自己是净进口商。

白银细分市场指服务于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老龄化人口的行业。在这些地区，医疗保健、保险、药品和医疗器械方面的消费会增加。绿色细分市场，如环境工程产业、替代能源、太阳能电池板、生物燃料和农业，也将会增长。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替代能源采用者。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智能，我们看到智能技术公司专注于处于收购和整合过程的物联网 (IoT)、嵌入式设备、云计算、比特币和区块链。

Larry：我们仍然对亚洲的并购活动充满信心。除了 Victor 的分析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侧重于智能、健康、安全和绿色的行业。诸如半导体、工业自动化和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驱动的新兴经济之类与智能相关行业，在风险资本融资和战略并购方面一直非常活跃。由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人们提高的健康意识，医疗保健服务、营养和保健品、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正在迅猛增长。食品/药品和环境安全等安全产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绿色产业，包括电动和氢动力汽车、废物处理和回收以及空气和水污染控制。

Bruce：发展中市场也在寻求成熟企业来帮助建造基础设施，如银行、物流、电信和消费品牌。在较发达的市场上，技术、机器人、替代能源和专用化学品将持续增长。

Gary：与美国一样，亚洲也正在发展数字医疗。非医疗保健领域的创新公司（如腾讯和阿里巴巴）进入医疗保健领域表明了这种转变的发生方式。用于提高人们对数字医疗使用的新平台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例如微医 (WeDoctor) 和平安好医生 (Ping An Good Doctor)。2018 年，对亚洲数字医疗的投资总计达 63 亿美元，其中主要投资国是中国和印度。

亚洲客户最希望从美国获得什么机会？

Larry：过去，亚洲客户更倾向于收购陷入困境的美国公司，因为他们中的许多公司希望收购可以在亚洲本土市场上使用的技术或品牌。但越来越多的亚洲客户现在希望获得技术许可或采用合资方法，而不是收购陷入困境的公司。另一方面，亚洲客户也希望通过收购可能作为他们成长跳板的企业来进入美国市场。因此，他们在美国市场上寻找具有销售和分销实力雄厚或具备渠道能力的公司。

半导体、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敏感行业除外，亚洲客户感兴趣的行业包括专用化学品（或新型材料）、精密工业产品（包括汽车零部件）、制药和医疗设备、清洁能源技术和环境保护相关技术。

Arthur：更重要的是，美国客户应该在亚洲寻找什么类型的机会？美国以外国家或地区新兴技术的当前发展趋势和对供应链多元化的需求，意味着具有前瞻性思维的美国公司既需要获得优于同行的优势，也有机会获得优于同行的优势，因为技术和生产能力仍然可以以诱人的价格来获得。

Victor：虽然大量技术源自美国，但除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外，中国也是许多创新技术的摇篮。目前，我们看到东盟国家作为中间人和战略桥梁平台，与美国和中国在技术交流和商品贸易方面展开合作。

您如何应对亚洲市场的复杂性？

Larry：首先，文化理解是最重要的。亚洲由许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组成。我们的团队对所有地区的当地文化都有深刻理解。其次，我们侧重于并购活动较为活跃的主要金融服务市场。我们在上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设立了办事处，为我们获得大中华区和东南亚的并购机会提供了优势。

Bruce：我们鼓励客户针对并购或市场进入策略设定明确专注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强大的执行能力协助他们。在中国，意料之外的变化频繁出现，要求团队迅速适应这些变化，“执行到位的一个好策略比执行不力的伟大策略更为有效”这一古老谚语尤其适用于中国。

Arthur：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亚洲有许多家族企业，他们帮助“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经济体扩张。这些第一代或第二代创始人中的许多人都希望退出，尤其是在缺乏直接继任者，或者他们需要只有更大的战略合作伙伴才能提供的规模时。大多数这些企业都拥有充裕的现金且运营情况稳定，并且具有寻求合适买方的开放心态。如果买方能与企业所有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他们将在未来数年里建立起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我们的团队拥有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此融洽关系的经验和技能。

Victor：这些家族式企业一直是许多股市上实现增长和资本化的支柱。商业道德、家庭价值观、诚信和文化仍然是促进亚洲地区并购交易的最重要的要素。

在文化方面，希望在亚洲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需要了解什么？

Larry：美国公司在进入亚洲市场时，对它们而言，困难的是完全了解本地消费者和客户的需求，服务型企业尤其如此。因此，与进入其他发达市场相比，要进入亚洲市场，找到强大的本地合作伙伴并与之合作至关重要。美国公司应保持开放姿态，与本地合作伙伴合作，而不是寻求绝对的控制权。适应快速变化的本地监管规定和竞争性环境同样非常重要。

Bruce：并非所有业务模式或产品都能够直接在亚洲应用。通常情况下，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和偏好做出某些调整。这些见解可以通过雇用及倾听了解当地客户需求的当地经理来获得。中国以外的企业也需要领会到亚洲业务开展的迅猛速度。“中国时间”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位于国际总部的决策者需要按小时和天来作出回复，而不是按周和月。

对于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经历，您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您在美国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方式有何影响？

Larry：在美国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我在新加坡、美国和香港工作了 12 年多，然后在 2003 年底重新回到中国。在这些经历中，我记忆最深的是学习作为团队与文化和背景都不相同的人高效合作。同时，我对西方文化和经营方式有了更好的理解，这使我能够消除西方公司与中国同行企业之间的隔阂。

我经常建议中国客户注重法律文件和细节，包括标准陈述和保证条款。我会强调尊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关系主导型商业社会，许多商业人士往往使用会导致误解的含糊不清的协议。我帮助西方客户处理各种类型的合规和不合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动交易。我们熟知当地做法和西方的合规方式，这让我们具备避免潜在陷阱和解决问题的见解和能力。

Bruce：我在美国出生和上学。在 2005 年来到中国之前，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期都在纽约和波士顿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任职的公司包括所罗门兄弟公司 (Salomon Brothers)、花旗集团 (Citigroup) 和美银证券公司 (Bank of America Securities)。我为北美跨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经验，为我了解他们的关注点以及如何帮助管理其本土市场以外的并购交易的执行和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rthur：我在美国的大学获得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并且几乎在所有亚洲国家的一系列公司供职过，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合资企业。这些经历让我对美国和中国公司的运营方式具有独到的见解。虽然已经有关于相关主题的书籍，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与亲自体验过这些市场的值得信赖的顾问展开合作。

Victor：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学习的经历，让我在解决问题时使用西方思维方式进行思考。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供职于亚洲的一家战略咨询公司，我深深地感受了亚洲以关系为基础的商业协作。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任职于跨国公司、政府、商会、大学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经历不仅让我拥有了独特的文化知识融合，也为我提供了体验私人和公共组织文化的难得机会。

Gary：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在美国长大，并在那里上大学和研究生院。但在成年后，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亚洲，已经在医疗保健领域工作了 30 多年。整个亚洲的医疗质量正在上升，我相信这个地区将成为未来 20 年里创新的孵化器。

1. 东南亚国家联盟，其成员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